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逼近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我要评论]
要守住贫富差距“红线”，只有靠法制掘进。结合当前实际，当然应把握轻重缓急的原则。为此，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企业职工与高管间的差距过大，须尽快得到法制扭转。另外，须缩小企业职工与公职人员间的收入差距。要使公务员与企业人员的收入得到公平而理性分配，就须引入“不管钱”的较为独立的第三方来公正、公开地完成这顶必将被历史记忆的伟业。时下，这种高蹈意识，已受到较高层面的警觉，但具体的法制掘进尚显迟缓。[我要评论]
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招工问题，今年年初以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就是最好的佐证。最低工资提上去了，那最高工资呢？公司高层们高到不道德的收入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被这个看似和谐喜人的消息掩盖过去呢？这不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委曲求全、顾全大局”地去承认“瑕不掩瑜”的问题，况且公司高层的收入问题根本不是美玉上的小瑕疵，而是市场经济的巨大黑洞，和谐社会的定时炸弹。对于企业高层建立一个相似的薪酬约束机制加以约束，才有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守住那根“红线”。[我要评论]
北欧各国是闻名于世的富裕国家，其均贫富的水平，令许多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欣羡，这首要归功于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政策。许多北欧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一般都达到30%~50%，高收入者的税率甚至达到了70%~80%。此外，一些国家的遗产税高得惊人，如瑞典的遗产税最高达98%，也就是说上一代留给子女的财产，最少时只剩下2%，在瑞典，由于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纳税越多。这一高税收政策，为低收入者保证了享受福利的基础，也遏制了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社会恶性循环。[我要评论]
每年提高最低工资，同时压低高收入者的工资涨幅也是巴西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自2003年卢拉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巴西最低工资额增幅已达155%，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增幅达到53.46%。据巴西统计局的数字，2004年至2008年，巴西的平均工资增长17.3%，但是同期占总人数10%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了34%，占总人数10%的高收入者的工资仅上涨12.4%，低于全国工资平均增长率。[我要评论]
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一种社会难题，有必要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如果全社会都来关注低收入者，即使他们的问题一时还无法得以完全解决，但是其生存状况应该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善，起码不至于是刚刚摆脱了“绝对贫困”的深渊，又立刻陷入了“相对贫困”的泥潭。[我要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