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周建伟选择读博来换取他的美好未来，而上周末，周建伟选择用跳楼来换取博士毕业证书。当他横坐在4楼窗台，做出跳楼动作时，除了伤心，更多的可能还是后悔。读博，是不是他人生中的最好选择？1月16日上午，南京理工大学163幢宿舍楼，博士生周建伟嚎啕大哭，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换取导师的“同情”，换取他将来用以谋生的博士证书。

　　报道说，周建伟已找到一份工作，单位要求他春节毕业之后报到，如果错过了报到时限，这份工作就可能与他失之交臂。在这种情况下，周建伟就想如何能顺利地在春节前毕业。周建伟的博士论文送到校外盲审已经高分通过了，还剩最后答辩一关。但因为导师迟迟不让他答辩，让他的内心十分焦虑。

　　导师为何迟迟不让他答辩呢？报道又说，因为他的导师要求他计算一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这是周建伟博士论文之外的工作，他做了一个多月，觉得这个计算很难完成。于是，周建伟的导师就不同意周建伟答辩的事，给他的答复是，把布置给他的事情做满意了再谈答辩条件。

　　导师成老板，研究生成长工，这种现象在各大高校并非新闻。人们司空见惯，只是鲜有周建伟这样的“跳楼秀”而已。

　　在研究生导师制的框架下，导师一个鉴定甚至一句话就可以决定研究生的“生”与“死”。当然，导师制不是矛盾的根源。问题的关键是，导师的师德沦丧造成了高校“潜规则”的盛行：为了毕业拿到学位或希望得到好的鉴定评语，研究生们有钱可送的则向导师送上金钱；没钱可送的，有的女生向导师奉献青春的肉体，而更多的男生则成了导师的免费打工仔。

　　“什么时候把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做好了，咱们再谈毕业的事。”这是导师对周建伟的答复。可是，如错过这次毕业机会，就意味着要再推迟3个月毕业。不但学校的博士补贴没了，刚找好的工作也可能失去，加上老婆怀孕，没有工作——好不容易读完了博士，却眼睁睁地瞅着导师卡着不让毕业而拿不到证书；摆出一大堆困难的理由以图获得同情，没想到换来导师一句“滚出去”。换了谁，都会着急上火。

　　最终，经过警方的努力，这位博士生被安全解救，这场“跳楼秀”也算是完结了。但是留给人们思考的却远没有完结，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有这样的极端事件？为什么埋头苦读这么多年却仍要选择“跳楼”换取毕业证？那一张证真就那么重要吗？有真学识没有那张“证”还是等于什么都不是？